
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6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案例六,对医药领域一种长期存在的利益输送模式作出了明确的司法定性。

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6件依法惩治新型、隐性职务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案例六,对医药领域一种长期存在的利益输送模式作出了明确的司法定性。
被告人高某某,系某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2014年至2021年间,其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医疗器械和药品采购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35万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笔,发生于2020年。
高某某与一名医疗器械供应商商议,注册成立某贸易中心,由高某某之子担任实际控制人。该贸易中心的运作模式并非正常商业经营,而是由高某某授意5名供应商完成全部前置工作:供应商事先与医院谈妥采购项目、获取设备参数、商定成交价格、编制投标方案,在确认项目具备盈利空间后,再将项目交由该贸易中心承接。项目所需资金由供应商提供,项目利润则归属于贸易中心。
通过上述方式,该贸易中心在7个项目中累计获利249万元。
检察机关和法院的认定逻辑,并未停留在合同形式层面,而是直指业务实质。
认定要点有二:其一,该贸易中心无需实质经营,不具备独立的业务获取能力和履约能力,其承接项目完全依赖于高某某的职务影响;其二,该贸易中心不承担市场风险,项目资金由供应商提供,项目机会由供应商铺垫,贸易中心仅作为利润归集的通道。
据此,司法机关认定该249万元获利与高某某的职务行为具有明确对应关系,本质是权钱交易的对价,应全额计入受贿数额。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高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判决已生效。
本案所揭示的运作模式,在医药购销领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典型路径可拆解为四个环节:
第一,载体设立。 由职务便利的享有者(医院负责人)或其特定关系人(亲属)出面,注册成立形式上独立的经营主体(贸易中心、咨询公司、CSO等)。
第二,机会输送。 供应商利用与医院的业务关系,提前获取采购需求、技术参数、预算区间等关键信息,并为该经营主体“量身定制”投标方案。
第三,资金安排。 项目所需资金由供应商先行提供或垫付,经营主体不承担实际出资义务,从而规避市场风险。
第四,利润归集。 项目中标并完成结算后,利润流入该经营主体,最终通过股权关系或特定关系人归集至职务便利的享有者。
在这一路径中,经营主体并不创造真实商业价值,其功能是将职务行为的影响力变现为形式上合法的经营利润。合同、发票、银行流水一应俱全,但业务实质是空的。
本案中,5名供应商并非单纯的“行贿人”,而是深度参与了项目的前期铺垫。其行为包括获取参数、商定价格、编制方案、提供资金。在司法认定中,这些行为共同构成了利益输送链条的组成部分。
对于药企而言,需要审视的是自身在经销商、CSO、区域代理网络中,是否存在类似的角色参与:
l 企业或其经销商是否在采购参数设置、投标方案编制环节,为特定主体提供过“定制化”支持;
l 企业与推广服务商之间的费用安排,是否具有真实的服务对价,还是仅作为利润转移的通道;
l 合作方的经营能力与所获业务规模是否匹配,是否存在“无需实质经营即可获利”的情形。
“合同真实、发票齐全”不足以构成抗辩。在穿透式审查下,判断标准是这笔业务是否具有真实的商业实质,获利是否独立于职务行为。
从形式合规到实质合规
本案的司法定性表明,医药购销领域的利益输送正在从“直接给付”向“商业合作外衣”演变,而监管的识别能力也在同步提升。企业合规自查的重点,需要从“合同是否完备”转向“业务实质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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