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药品集中采购(简称“集采”)已经成为医改的重要抓手。国家组织的带量采购(“国采”)在几轮实施后,药品平均降幅超过50%,不仅有效降低了患者负担,也推动了医药行业格局的深刻调整。相比之下,央企旗下的医院集团在药品集采方面却并未取得预期成效,多数价格降幅徘徊在10%-20%,远逊于国采水平。这一差距的背后,不仅仅是采购规模问题,更反映出企业医院在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供应链管理上的深层次挑战。
央企医院药品集采历程
央企医院对药品集采的热衷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在2014年前后。彼时几家央企相继进入医疗市场,由于公立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受制于政策限制,股东难以通过分红直接获益。而在当时药价普遍虚高的背景下,企业投资医院的收益模式只能寄托于药品采购环节,这就是所谓的“供应链模式”。 第二阶段则出现在央企医院实行主辅分离、资源整合之后。为了实现规模效应和降低成本,央企医疗集团纷纷探索药品集采,把它视为集团化管理和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然而,实际结果并不理想,除了个别因并购凤凰医疗而在集采上形成一定优势的案例外,大多数央企医院的药品集采并没有实现明显的价格突破。
为什么难以大幅度降价?

初步分析,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 过分依赖兄弟公司,议价能力不足 华润、国药、通用等央企都有强大的医药分销子公司,不少医院集团将此视作药品集采的“天然优势”。但事实恰恰相反。药厂对分销商有着极强的掌控力,分销体系本质上服务于药厂的价格策略。即便是再大的分销公司,也难以挑战药厂的定价权,更不会因为集团内部几家医院的采购而轻易打破价格体系。因此,所谓的“兄弟公司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价格谈判筹码。
2 过分依赖采购数量,忽视结算方式 不少人认为央企医院降价不如国采彻底,是因为采购数量远不及国家带量采购。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第一批国采刚公布结果时,笔者曾在广州药交会以代理商身份打听过药厂供货价,发现即使只是几家医院的小规模代理,拿到的价格折扣也接近国采水平。价格受采购数量影响,更与结算方式关系密切。 国采不仅凭借数量优势压低价格,还通过预付货款、缩短账期,甚至探索与药企直接结算的方式,大大减轻了药企的资金压力,从而换取价格上的深度让利。反观多数央企医院集团,采购仍延续传统账期,没有在结算环节作出创新,自然难以换来药企的额外降价。
3 采购与薪酬脱节,缺乏“三医协同” 医改的核心逻辑是“腾笼换鸟”:通过药价下降和药费降低,腾出空间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医务人员薪酬。在公立医院体系内,带量采购降下的药价部分被用于薪酬改革,形成“降价—增收—调动积极性”的正向循环。 然而,央企医院虽然具有企业化管理优势,却鲜有将采购降价与薪酬改革挂钩的设计。采购和薪酬脱节,不仅削弱了医务人员参与控费的积极性,还增加了内部阻力,导致降价难以落实到位。
4 数字化与供应链管理滞后 现代供应链管理和信息化工具在降低成本方面已被广泛验证。但多数央企医院集团的集采仍停留在传统的人工议价和分散管理层面,缺乏统一的采购平台、实时的库存监控以及高效的现代结算工具。结果是议价过程缺乏透明度,供应链环节冗长,导致议价优势和集采潜力大打折扣。
未来改进方向
尽管央企医院药品集采目前未见显著成效,但其潜力依然巨大。与国采相比,央企医院在组织灵活性、信息化投入以及管理自主性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若能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完全有可能实现突破:
1 打破兄弟公司依赖:医院集团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内部分销公司的依赖,直接与药企建立谈判和结算关系,才能真正掌握价格话语权。
2 优化结算机制:借鉴国采经验,通过预付货款、缩短账期、采用现代支付工具等方式,帮助药企缓解资金压力,换取更大的价格空间。
3 推进三医协同:把采购降价与医院薪酬总额挂钩,与医务人员薪酬调整直关联,让医生和药师真正从降价中获益,从而形成降价的内生动力。
4 提升信息化和供应链管理水平:建设统一的采购平台,结合现代支付工具和大数据分析,提升采购透明度和议价效率。
结语
国家带量采购为药品价格治理树立了标杆,也为央企医院药品集采提供了参照。相比国采,企业医院本应在机制灵活性、管理创新和信息化应用上更具优势。然而现实中,央企医院集采降价效果有限,主要卡在结算模式僵化、三医协同缺失以及供应链数字化不足。 如果央企医院集团能够突破这些瓶颈,把药品采购从单一的“成本管控”转变为“供应链战略”,并与薪酬激励、信息化建设结合起来,那么药品集采完全可以成为提升医院集团核心竞争力的突破口。届时,不仅药价能降下来,医院的整体运营效率和员工积极性也会随之提升,从而真正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